【今日头条】美国之音:中共十九大与习近平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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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从温家宝到王沪宁地方历练铁律松动
加拿大加易中文网 来源:多维 编辑:晨曦 日期:2017-07-02 阅读:

今年中共决策层的换届之年,虽然不会涉及到中共总书记的更换,但是从各地省长书记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都会产生大量的人事更迭。随着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各项人事改革的推进,中共高级官员的选拔标准有何新的变化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通常的解读认为,在中国,“选才”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这个官员是否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尤其是中共的高级官员,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但是,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甚至现任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和上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的案例,似乎都说明此前中共官场近乎铁律的“地方历练”有了松动迹象。

从温家宝到王沪宁

在刚刚发生的大陆人事盘调整中,最让外界惊讶的是刚刚接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刘家义和北京市市长的陈吉宁,因为作为山东和北京这两个中国经济、政治大省的主政官员,刘家义和陈吉宁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中央空降地方大省,且此前毫无地方治理经验。

前者此前担任国家统计署署长,从1984年开始就一直從事審計方面的工作。后者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2012年任清华大学校长,2015年接替周生贤担任环保部部长,成为当时国务院各部委中最年轻的正部长。

如果将刘家义和陈吉宁作为地方“诸侯”中的特例,在观察地方治理经验对于中共官员尤其高级官员的作用时,在决策层中的典型人物是温家宝与王沪宁。温家宝是上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王沪宁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与刘家义和陈吉宁不同,温与王都属于中共决策层官员,真正承担着负责一个国家的决策的角色。

如同地方官员的任命一样,在考核每一届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时,地方治理经验通常是重要的选拔标准。从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常委开始,几乎其成员,都或多或少有过地方执政经验(十六届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罗干分别在上海和河南有过从政经历),只有温家宝一人例外。

自1968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之后,温家宝除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过外,1978年,他就受到地质部长孙大光赏识推荐提拔进入北京中央地矿部党委工作。随后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任内,分别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的职务。从1998年朱镕基时期进入国务院系统,一直到2012年卸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成为中共罕有的没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国家总理。

王沪宁的履历则更加简单,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是大陆学术界的知名青年学者,受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关注,曾参与了从中共十三大以来的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1995年,在吴邦国、曾庆红的力荐下,由江泽民钦点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曾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共理论论述,是江泽民、胡锦涛以至于习近平时代,中共高层的重要理论智囊。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继邓力群之后,又一位大陆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案例。十八大后,王沪宁的仕途再上层楼,成为政治局的成员。

将温家宝和王沪宁的案例进行对比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中国“选贤任能”重视官员的地方治理经验,但是这绝非一概而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求。尤其是中共秉持的是“集体领导制”原则,任何一个决策都要经过一个集体的讨论、通过。这个“集体”,放在中央层面具体指代的就是25人组成的政治局或7人构成常委会。在这个集体中,“术业有专攻”是一个重要的要求——当众多同僚拥有充足的地方治理经验的时候,是允许出现有诸如温家宝、王沪宁这种尽管没有地方经验,但是有充足的中央协调能力和理论功底的官员存在。

地方经验以往受青睐

中共执政以来为什么一直很重视官员的地方执政经验?追根溯源,与中共这个革命党从建党之初,就将“群众路线”作为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在建党初期,中共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便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的论断。这种论断背后的精神主轴一直延续到今日,即使中共建立政权已经68年后的今天,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拥有足够的基层经验,即同群众打交道的经验,仍然考核一名中共干部的重要标准。

因此,作为负责中共几千名干部人事调整的中共组织部内,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在选拔官员时,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练。这类官员可以被称之为“管理型”官员。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城市发展中更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能力,要学会与老百姓打交道,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基层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央层面是如何重视官员的地方基层治理经验。

对中共官员升迁的普遍路径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入党年龄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越早入党,得到组织部门青睐得以提拔的机会更大。但是这只是初始优势,此后的关键,还是地方治理经验。可以说,丰富的地方经验,可以让一名官员具有大局观,以及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

以2016年地方省委书记换届为例,当年大陆31省中,书记被调整的14个省份分别是河南、陕西、青海、江西、山西、江苏、新疆、内蒙古、安徽、云南、西藏、湖南、湖北、天津。这些新任省委书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没有人是直接从中央“空降”的,如此之多省委书记都从地方干部中产生,这在过去的“地方诸侯”换届中很少见。而新任省委书记中,地方经验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只有西藏的吴英杰没有当过省长,由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升任,另12人都有过省长经历。

如前文所说,地方经验是否能够主导一个官员的仕途已经并非“绝对标准”。参考前文所讲温家宝与王沪宁的案例,我们甚至可以借此得出一个更宏观的结论——如果按照直观感受对中国官员进行分类,可以概括分为“管理型”、“秘书型”、“学者型”三类。

“管理型”官员在中国官场分布最为广泛,数量也最多。他们的仕途之上,通常有着充足地方治理或者国企管理经验,是中国官员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共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倚重力量。

此外,将温家宝与王沪宁相比,尽管都跻身决策层,都没有地方经验,但温家宝是典型的“秘书型”官员,长时间的在中办和国务院的经历,让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得以展现。而王沪宁则是标准的“学者型”官员,为中共执政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他们与众多的“管理型”官员一样,是中国官员光谱中的重要构成。这三者之间,不能用简单的“优”与“劣”进行简单比较。尽管不能否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偏重“管理型”,有地方治理经验会一直是中国人事选拔的重要标准,但是给其他两类官员一些升迁空间,或许也是未来中共“选贤任能”的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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