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明镜月刊:习近平和政治局,十九大核心游戏
多维: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
加拿大加易中文网 来源:多维 编辑:晨曦 日期:2015-10-13 阅读:

习近平访美前脚刚走,奥巴马政府后脚“双箭齐发”:美军舰宣布将进入中国领海;TPP谈判完成,针对中国的“经济北约”提速。奥巴马此举,或主观上即有欲令习近平面子上难堪、处境上难过之意,亦客观上标示了习访美之失败,同时宣告习近平外交战略的全面失误。 

失误之一,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应过于强硬。东海、南海问题,可分解为主权问题和利益问题。主权只要中国不松口,谁也无法剥夺,无须作态强硬;利益问题之现状,是多年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自从中攫取利益,不管中国态度强硬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各取其利的格局,除非武力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中国并没有。没有压倒性武力优势却表现强硬,虽然理由正当,而且很解气,但完全不可能取得实际上的收益,却平白恶化了与日、越、菲的关系,同时令周边国家对中国之戒备加剧。那么,中国又有什么必要现在就作态强硬呢?此举可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实利。 

失误之二,时至今日,中国对美国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新、老大国能够和平共处,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虽然是人心之常,对美的进一步接触、试探也确有必要,但习近平访美的结果,仍宣告了这种努力失败。 

中国应该时时牢记自己今天的处境: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对手,同时也是唯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力量,而中国至今还没有正面抗衡美国的实力。由此基本形势,可推导出中国外交战略的两个基本支撑点:1,应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2,一切外交部署都应紧紧围绕“抗美”这个最根本、同时也是最迫切的目标,其他目标都应置后。为此,中国应尽可能改善与俄、欧、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消解美国的同盟和攻势,巩固自己的盟友与阵线,增加美国遏制中国的难度。 

有人认为,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日、越、菲的强硬,正是为了对付美国——中国没能力直接对美动手,却可先断其爪牙——如果中国真的这样打算,那就是力量用错了方向。外交不同于军事,既然没有能力正面对抗美国,也就没有可能断其爪牙,而只可能令其爪牙越来越坚定。正确的做法恰恰应该是反向而行,尽量改善与日、越、菲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因为它在经济、科技上与中国具有较强互补性。在非战争年代,美与其盟国亦非铁板一块。通过利益和交往,进行分化、瓦解,这是“富而弱”国家唯一可行的战略。 

从习近平上位后的一连串动作看,早在上任前,他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有了相当成熟、完整的思路。这些思路到底怎么样?要看具体的实施效果。现在看来,至少外交上表现不如人意。这种不如意,根源可能在于此前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只有自己是棋手,其他人都是棋子——希望在内政问题上他没有这样想。 

内政方面,习近平有两件事做得很漂亮:集权和反腐。习在这两方面的成绩,不但超越了江、胡,而且超越了邓。反腐更可说超越了毛,毕竟习、毛所面对的反腐题之难度差别巨大。但是,这还不够。如果仅仅集权做得好,人家可能说你长于权争短于治国;再加上反腐,先不说反腐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权争,且人们很可能把反腐的大部分功劳归于王歧山,军队反腐则部分归功于刘源(顺便说一句,最近张文木对外媒放言“有人怕刘源上去”,说明刘已彻底没戏。否则,张不会作此言。张之言,近乎“逼宫”,这是绝望中的奋力一搏)。所以,习近平必须在其他方面继续交上好的“答卷”。 

内政其他方面,意识形态可说是决策方向正确,但操作存在问题。在自由主义“肆虐”中国20年后,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舆论和意识形态加强管控是必要的。但现在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必要”范畴,管控已延伸到与意识形态斗争无关的领域和内容,呈现出扩大化和过激化趋势。虽然“矫枉必过正”,但过激必导致反弹,有些反弹可能是致命的 

即使在中国,大多数普通民众也不会过于在意政治,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常所需。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虽然招致部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但大多数人纵有不满也不强烈,更多是无所谓。然而,当管控一旦延伸到普通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时,尤其是对与意识形态斗争无关的文化、文艺作品也严加管控时,普通人的不满就会大幅增加。而且,这样一种从基本需求被限制、被剥夺所导致的不满,更加强烈而持久,且难以消除。 

决不能轻忽民众的基本精神需求被剥夺、被限制所导致的反弹。当执政者在并未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因而是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将管控延伸到一般表达不满、牢骚,揭露腐败、黑暗的文化、文艺作品时,就损害了很多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必然导致大量原来支持政权或持中立态度者的不满乃至怨恨。因为切身的利益、感受,比之宏大的观念更能左右人们的看法。这种不满和怨恨未必直接导致恶性事件,但它们会不断积累,逐渐改变人们的认识和心态。这种改变也未必导致直接的行动,但它会像舞台的背景一样一直存在着,直到适当时候,当“神州有事”时,就可能影响人们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这也是苏联解体时,亿万苏联人包括苏共党人“更无一人是男儿”的重要原因。 

当年苏联解体及当时民众的反应,虽说确实有舆论导向的关系,但同时也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就是人们长期感觉到被强制、被剥夺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感受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面对变化,人们视之为获得解放与新生——官方所谓的管制,对民众而言就是强制。显然,哪里有强制,哪里就有不满。而管制对于社会是必须的,强制也就必然存在。因此,民意的争取上,大多数情况下执政党都竞争不过在野力量。 

思想界的惯性是,每当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左翼多强调执政党丧失了意识形态阵地,民众被鼓动起来“反现状”;右翼则强调在集权制度下民众长期被强制、被剥夺,积累了强烈不满。双方都只讲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一面,有意无意忽略另一面。实际上,将左右双方的看法综合起来,才庶几接近于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推导出关于“如何避免苏联结局”的一个悖论:既要强力管控舆论和意识形态,又要保持极高的包容性。分界线应该设在:是否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涉及意识形态斗争。涉及的,应该管起来;不涉及的,则应尽量放开。越是前面管得紧,后面越应放得开。从这个角度看,官方所谓的“反三俗”就是一场闹剧。按照现在官方的标准,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因此,对习近平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价应为有褒有贬。虽然坏事的或许只是下面执行层,但板子仍然要打在习的身上,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剩下的内政部分,主要还有改革和经济两项。改革也是为了经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改革,其成效都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中国经济今天的表现如何,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虽然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增大,但政府确实也加大了改革和转型的力度——在经济转型期和政府改革期,经济运行经历阵痛属于正常,关键要看它的后续表现,即能不能走出低谷,重回高峰。 

但从政府出台的相关改革和经济举措看,并没有多少令人为之眼亮的对症之方,大多只是依据西方经济学之常规开出的平庸药方。“一带一路”、输出产能,本来很切合时疾,却因为外交战略的失误而举步维艰;提振股市的做法,本来可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内需,现在却因为股市的疲软,反过来压制了内需;大张旗鼓宣扬的以混合所有制为主题的国企改革方案,被业内视为权贵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也由不得人们不这么想:通过持续积累,价值已高达一百多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早成了中国社会最大一块“唐僧肉”,以至于每当政府换届,都要来一次“国企改革”,重新分配利益。 

由是观之,虽然经济运行的结果还未清晰,却很难让人对经济的前景怀抱乐观。虽然由于舆论、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加强管控,增强了中国社会对于经济下行“新常态”的承受力,但这显然并不是中国人想要的答案。 

三年时间不长,一些答案还未浮现。对于习近平的性格、作风,人们已可有定论;但对于他能力、思路高下、优劣之鉴定,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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